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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
[英] 菲利普·桑兹
丛书:
汗青堂中的I
书号:
Douban Books, 9787513929288
标签:
2020, 菲利普·桑兹, 历史, 社会, 社会学, 英国, 政治学, 种族
格式:
AZW3, EPUB, MOBI, TXT
路径:
点击打开
id:
3010

回忆录与小说体裁的完美结合,带你追溯灭绝种族罪与危害人类罪的起源。
◎编辑推荐
★荣获英国图书奖非虚构图书奖、贝利•吉福德奖非虚构图书奖、《犹太季刊》温盖特文学奖、海伊文学艺术节散文奖,被评为《卫报》年度好书、《星期日泰晤士报》十大畅销书;
★入围Slightly Foxed最佳传记处女作、达夫•库珀奖决选名单、坎迪尔历史奖初选名单;
★本书以亲历“二战”的四个主要人物及其家族为切入点,从深刻的个人视角追溯了“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诞生过程,最终导向纽伦堡审判这一伟大结局。看似庞杂的内容架构在作者笔下却做到了完美交织,让读者既拥有小说般跌宕起伏的阅读体验,又真切感受到历史的凝重。
◎内容简介
在今天被称为利沃夫的城市,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曾在同一所大学跟随同样的法学教授学习法律,根据各自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以及家庭变故,劳特派特注重对个人的保护并提出了危害人类罪,将其引入《纽伦堡宪章》,最终用于给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定罪;莱姆金则侧重对群体的保护,提出了灭绝种族罪,他们二人及其法律思想至今对国际司法体系影响重大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作者在讲述他们的同时,也追溯了自己的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在面对纳粹暴行时穿越欧洲的神秘故事。
作者运用小说式的写作技巧,围绕着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二战”时期担任波兰总督的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国际法教授赫希•劳特派特以及检察官兼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四个主要人物展开叙述;以不着痕迹的文笔、恰到好处的表述将几个家族的故事完美地交织在一起。
◎媒体推荐
即便是在记述法律的复杂性时,桑兹的写作依然像惊悚片一样引人入胜、神秘、信息量巨大……他可以从八十多年前的地址中神奇地提取出战时英雄主义的完整历史……《东西街》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
——丽莎•阿皮娜妮西,《观察者报》
《东西街》是一本伟大的书、一部充满智慧的作品。不论是叙述上还是知识上都引人入胜,令人震撼。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既成事实,但仍能让读者感到出乎意料,让我体会到愤怒和同情。时而令我错愕,时而令我垂泪。我想要一口气读完,迫不及待想看到结尾。而当我读到结尾时,我又感到不舍。
——丹尼尔•芬克尔斯坦,《泰晤士报》
在桑兹的历史中,如同在所有优秀的小说中一样,我们碰到了一些人物,尽管看似次要,实际上对于情节发展必不可少……因而产生了一种——据我所知——史无前例的叙述……这个力与美的精巧构造不应当被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任何人所忽视。
——贝尔纳-亨利•列维,《纽约时报》
出类拔萃……这是最优秀的那种思想史。桑兹把莱姆金和劳特派特的观点置于历史脉络之中,并向人们展示它们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引起共鸣。
——大卫•赫尔曼,《新政治家》
桑兹以惊人的研究成果将几个家族的故事巧妙地编织到一起,这些故事在纽伦堡法庭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没有哪部小说能与如此重要的纪实之作相提并论。
——安东尼•比弗

节选

1914年,长椅所在之处是城市公园,与奥匈帝国最东端省份加利西亚省议会大楼隔街相望。

十年过去了,长椅没有移动,但其所在之处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变成了波兰的柯斯丘斯基公园。议会已不复存在,但大楼还在,变成了卡齐米日大学。6 1941年夏天,当汉斯·弗兰克掌管了这座城市,这个长椅也被德国化了,它位于耶稣会花园,对面是被剥除了波兰身份的前大学建筑。

有众多的文学作品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为主题。然而没有任何作品能像《我的利沃夫》那样把失落的往事描述得历历在目。“已在时间和雨水的洗刷下变黑,粗糙龟裂如同中世纪橄榄树的皮,利沃夫的公园长椅,你们现在位于何处?”7 波兰诗人约泽夫·维特林于1946年叩问道。

六十年后,当我坐到我外祖父在一个世纪前可能也坐过的长椅上时,这个地方已经叫作伊凡·弗兰科公园,这一名称是为了纪念一位写过侦探小说的乌克兰诗人而命名的,现在对面那栋建筑里的大学也冠上了他的名字。8

维特林世外桃源般的回忆以西班牙语和德语译本的形式陪伴着我,指引我穿行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认识那些在1918年11月爆发的冲突中战栗过的建筑和街道。那是一场波兰和乌克兰族群之间的恶性冲突,犹太人也被裹挟在其中,甚至成为攻击目标。其严重程度足以登上《纽约时报》,还促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我不想揭开背负着这些记忆的生者身上的伤疤,所以我不会谈论1918年。”9 维特林这样写道,而且也是坚持这么做的。他指出,尽管“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肢解了这座城市,许多人被夹在交战双方中间,但是,人们还维持着日常生活中的良善风气,例如就在我坐的长椅附近,当年乌克兰裔的同校朋友暂时停止争斗,好让放学经过此处的年轻的维特林回家。

维特林写道:“我的朋友之间仍是和睦为主,即便他们中的许多人分别属于矛盾双方的族群,各自秉持不同的信仰和观点。”这里曾经是加利西亚的神话世界,在这里,国家民主主义者喜爱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共舞,旧鲁塞尼亚人和亲俄派陪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身旁一道哭泣。维特林写道,“让我们一起在世外桃源玩耍”,唤醒“身为利沃夫人的精神”。10 他捕捉到了这座城市崇高而又粗俗、明智而又愚昧、诗意而又平庸的气质。“利沃夫及其文化的味道是酸涩的”,他伤感地总结道,就像一种不常见的水果的味道,czeremcha(一种野生樱桃),利沃夫郊区克勒帕里的特产。维特林把这种水果称为cerenda,又苦又甜。“乡愁甚至还喜欢篡改味道,如今让我们以为利沃夫完全是甜味的。但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利沃夫是一杯苦胆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杯胆汁更苦了,《凡尔赛和约》使它暂时悬浮着,并未完全沉淀。每隔一段时间它就报复性地重新泛起沉渣,愈加苦涩,例如1939年9月苏联人骑着白马涌进城里,又如两年后德国人开着坦克到达。“1942年8月初,占领区总督弗兰克博士抵达利沃夫,”一位犹太居民在一本罕见的保存至今的日记中这样记录着,“我们深知他的到来不是好兆头。”11 同月,希特勒的御用律师,时任波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登上了大学楼前的大理石台阶,在大厅中宣布要彻底消灭这座城市的犹太人。

 

我在2010年秋天抵达利韦夫做讲座。到那时为止,我发现了一个奇怪且显然没有人提到过的事实:把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纳入纽伦堡审判的两个人——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都是维特林所描写的那个时期的该城居民。两人都在这所大学学习过,亲身体会过那些年的苦难。

这只是出现在我案头的众多巧合中的一个,但它将永远是最深刻的一个。在这次前往利韦夫讲授国际法起源的准备过程中,我了解到这座城市本身就与这些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现代国际司法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两个人竟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这应该不仅仅是巧合。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一次访问利韦夫的过程中,我在大学甚至整个城市遇见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城市在现代国际司法体系建立时的作用。

讲座之后的提问环节大部分围绕着这两个人的生活:他们住在哪条街上?他们在大学里学过什么课程?他们的老师是谁?他们是否见过或认识对方?他们离开这个城市后的那些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法学院没有人谈论他们呢?为什么其中一个人信奉对个人的保护,而另一个则信奉对群体的保护呢?他们是如何参与纽伦堡审判的?他们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关于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这些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

然后有人问了一个我能够回答的问题。

“危害人类罪与灭绝种族罪有什么区别?”

“假设一场屠杀杀害了十万人,他们恰好来自同一个群体,”我解释说,“例如利韦夫市的犹太族群或波兰族群。对劳特派特来说,杀害个体,如果属于系统性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就是危害人类罪。对于莱姆金来说,重点是消灭种族,杀害许多人的目的是消灭他们所属的群体。对于今天的检察官来说,两者的区别主要是证明动机的问题:要证明灭绝种族罪,你需要证明杀人行为的动机是消灭这个群体,而证明危害人类罪不需要展示这样的动机。”我解释说,证明要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群体的意图出了名的困难,因为参与这类杀戮的人往往刻意避免留下书面证据。

这种区别很重要吗?另一个人问。法律把人当作个体来保护还是当作群体的一员来保护的区别重要吗?那个问题盘旋在房间里,从那以后一直萦绕在我脑中。

晚些时候,有个学生来找我。“我们可以避开人群私下谈谈吗?”她小声问道,“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走到一个角落。“这个城市里没有人知道也没人在乎劳特派特和莱姆金,”她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身份成了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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